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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往后推，大概是那么两三个月。
安江的秋天很短，短到让人记不清是什么时候开始穿长袖的。
梧桐叶子从变黄到落光，似乎只用了几场雨。
江面上的航标灯还是那样忽明忽暗地闪着，跟夏天时没什么两样，只是站在江边看灯的人换了身衣服。
林燃在市局经侦支队报到那天，穿的是秦墨替他领的新警服。
深蓝色常服，肩章上的学员标识还没换成正式警衔，但穿在他身上意外地合身，甚至有些空荡——大概是这两年里他吃了太多苦，想胖都没办法胖。
支队长魏国良看了他一眼，说了句“林燃是吧，坐”，然后递过来一沓卷宗。
没有寒暄，没有“欢迎归队”，没有任何多余的仪式。在魏国良眼里，一个能活着从安江监狱走出来的人，不需要那些东西。
林燃接过卷宗，翻开第一页。
是昌荣国际骗汇案的后续材料——外汇管理局追回的明细、海关补缴的关税清单、涉案账户冻结通知书。每份文件右下角都盖着鲜红的公章，印泥还没完全干透。他把卷宗一页一页翻过去，翻到最后一页时，手指停住了。
那是一份手写的备忘录，抬头是省厅政治处的红头字样。内容很短，只有两行字——“经核实，原**厅***副厅长姚永军涉嫌受贿、滥用职权、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、指使他人伪造证据及故意伤害等多项罪名，已于10月17日被省纪委正式移送省检察院审查起诉。案件由省高院指定管辖，开庭日期待定。”
他把这两行字来回看了三遍，然后合上卷宗，对魏国良说：“支队长，这个案子我申请回避。”
魏国良正在往搪瓷缸里倒茶，手顿了一下，茶水流了一桌子。他看了林燃一眼，那眼神里的东西很复杂——有意外，有审视，还有一种说不清是欣赏还是担忧的微光。然后他把搪瓷缸搁在桌上，用抹布擦了擦桌面，说：
“你的回避申请我批了。但这个案子的所有证据材料，你比谁都清楚。专案组需要你做技术顾问，不出庭，不署名，不在任何公开文件里出现你的名字。你干不干？”
林燃想了大概两秒钟，然后说：“干。”
那之后的两个月里，他把自己埋在那间没有窗户的档案室里，把昌荣国际的所有资金流水、报关单复印件、银行回执、工商变更记录、涉案人员口供，从头到尾梳理了整整四遍。他在省警校学的那些东西——会计鉴定、笔迹分析、资金追踪、犯罪心理画像——两年没碰，本以为生疏了，可手指一碰到账本上的数字，脑子里那些公式和模型就一个接一个地自动跳出来。有些东西是刻在骨头里的。
他在档案室的墙上贴了张巨大的资金流向图，用红笔标注姚永军名下的所有关联账户，用蓝笔标注昌荣国际的离岸公司网络，用黑笔标注走私渠道和洗钱节点。三色线条交错缠绕，像一张蛛网，从安江延伸到海州，从海州延伸到香港，从香港延伸到开曼群岛。
有一天晚上，秦墨下楼给他送饭，推开门看见他站在这张图前，手里捏着一根红笔，袖口卷到手肘，左肩那三道疤痕在日光灯下泛着淡淡的粉色。
她站在门口看了他好一会儿，然后把饭盒搁在桌上，说：“你这张图要是挂到专案组会议室里，省厅那帮人得重新认识你。”
他没有回头，只是用红笔在姚永军的名字上画了个圈，然后把笔帽扣上。
“图再大也没用。他在‘特殊战线’待了二十年，经手的案子有一半涉及国家机密。那些东西不能公开，不能质证，不能写进起诉书。”
他说这话时语气很平，像是在陈述一份跟自己没多大关系的事实。
但秦墨听得出那层平淡底下压着的东西——不是愤怒，是某种被反复打磨之后变得又冷又硬的东西。像那把手术刀片上洗不掉的血渍。
姚永军的案子开庭时间一推再推。先是律师申请延期，理由是“证据材料庞大，需充分阅卷”；然后是省检察院补充侦查，理由是“发现新的涉案线索”；再然后是省高院内部协调，理由是“审判庭排期冲突”。
每次延期，理由都冠冕堂皇，手续都齐全合规，程序都挑不出任何毛病。
但在系统里待过的人都知道——这不是延期，是拖。拖着等舆论冷下来，拖着等涉案的老领导们陆续退休，拖着等案件的关注度被下一桩更大的新闻盖过去。
秦墨在某次晚饭后跟林燃提起这事，语气里带着一种刻意压制的焦躁。
她说她爸秦卫国前天去省厅开会，听说姚永军的律师正在跟检方谈认罪认罚——不是认受贿，不是认滥用职权，是认“违规使用专项经费”。这个罪名最重也就判三年，缓刑的概率还很大。
至于指使杀人、栽赃陷害、包庇黑社会，律师的说法是“证据链不完整，无法形成排他性证明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