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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论是哪朝,都不要轻易招惹帝二代。
开创伟业的一代固然雄杰,可帝二代无论是否先帝亲子,只要坐稳了皇位,必然会比一代要心狠手辣,毕竟他们是解决了前代都没能解决的开国股东团体,把董事会变成一言堂的猛人!
“朕只是高兴。”
笑声停歇,高殷挥了挥手,官员们如蒙大赦,忙不迭滚回臣班中——至尊给他们一个台阶,再不下可就没机会了。
“卿等所言,都有道理,能为朝廷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影响,朕很欣慰。”
“然,一项政策要看最终的成效和总体收益,就像朕之亲征——军事固然损耗国家资粮,可因为损耗就不战了吗?那敌国何以灭?华夏何以统?我朝何以兴?就等待所谓的天时,等着敌人自己活不下去了,主动来归附?卿等熟读经典,可曾在哪朝哪代见过这种事?”
其实还真有,南越国被丞相吕嘉把持朝政,南越王与樛太后无法掌控局势,主动向汉武帝请求归附,然而结果是他们都被丞相所杀,使得武帝出兵消灭南越。
但这个例子是统治阶级里通外国,而呼韩邪单于则是内部爆发五单于争立的内战,呼韩邪是内战失败后才决定归附的,两种都不适合在这时候跟至尊抬杠,因此群臣噤声,战战兢兢聆听高殷的训诫。
“国家发展的道路曲折,吾等率领百姓艰难地探索,有时候要付出一些代价才知道错与对,这是必要的牺牲;春秋之所以演变为战国,成百上千的诸侯国变成七雄争霸,正是因为各国要变法图强,摆脱旧体桎梏,方能富民强国。”
“故而卿等所虑,朕都明白,但朕看的却是僧人治讼的好处:若贪官污吏欺压百姓,百姓无门伸冤,岂不是满怨在怀,坐盼天下大乱?正因暴秦严苛,士庶无处申辩,故陈吴振臂一呼,大泽乡应者万众;诸郡县皆多杀其长吏以应陈涉,皆因暴秦无道,致使民怨沸腾。”
“莫非卿等以为我不知齐风耶?若不予民一宣泄之口,将来就是百姓成群结队,举兵而伐卿,复乱河阴也!”
官员们瑟瑟发抖,不敢多说一句话。
他们还没形成一个进退有据的政治团体,更多是以私人为单位组建的小队,朝中也没有可以正面和至尊威权抗衡的大臣,见至尊已经将话题上升到了民怨和国存的地步,又隐约点到了齐国贪墨成风的社会风气,只得口中谢罪,称颂至尊的圣德仁心。
不然惹怒了至尊,即便不在朝堂上受到严惩,晚上也可能有一群戴着黑色铁面的不良人冲进自家宅邸,底细稍微有些不干净,那自家就得入保安寺进修了。
贪墨成风的世界有个好处,那就是以金钱、暴力和权力为尊,故而对三者的滤镜格外之厚,上位者只要稍微炫耀一下权柄,甚至都不需要拔剑出鞘,底下人就会恐惧得不知所以,只能谄媚逢迎。
“如卿等明智之士,身居国家高位,登天子堂而论国策,互相之间尚且意见不合,况大字不识、眼界鄙陋之小民尔?卿等都要争,那小民就更要争了,不给他们一条清晰的讼路,使其有程序可依,难道指望着人心自消吗?!”
话说到这,高殷的意思其实很多大臣们都已经明白了:至尊并不是要真的为百姓出气,亦或是让僧人参与诉讼,影响官务。
至尊怕的不是人民拿起法律武器,怕的是人民放下法律,拿起武器。
国家如果不能给百姓一个说法,那么百姓就会给国家一个说法。
因此,维持一个官面上的诉讼路径是十分重要的,至少百姓能通过司法程序达成目的,就会去诉诸司法,而不是私下解决,这样既能解决一部分民怨的堆积,也能强化国家法制的威严。
虽然如此说,但实际运转起来其实会有一定难度,因为很多百姓都不喜欢和官搅扰在一起,在古代,如果随意牵扯到国家身上,那父母官们就要抽出宝贵的时间来解决民众之间的私怨,从某种意义上是浪费了国家资源——国家不浪费你个小民的资源,你都该千恩万谢了,还要国家来麻烦你的事?
于是官吏震怒,无论事由,对告事的双方都各打五十大板来个下马威,这行为还不能说不对,因为有其合理性——有地痞无赖爱寻隙滋事,若诉讼无成本,他们就会揪着良善人家,拖着一起受罚,反正他们是无业游民,四处给乡邻添堵就是本职工作,但好人家不能这么耗下去,撑不到最后,就只能和地痞私了。
人性至善至恶,官吏有,那么普通百姓也有,有利可图便图就是人性的底层逻辑,很多粗暴的执法习惯也是在古代条件和观念受限的情况下,拿出来镇压宵小之辈的手段。
寻求国家公正,运转的成本太高,而事情又急需解决,那么最终乡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选择本地的郡望或者说“游侠”,让有能量的本地人士来主持公道,这些人就获得了当地的话语权,是人民变相选出的代表。
最终事情还是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