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十九章又算对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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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二月十六，晋王李治来县学听课的消息没有惊动任何人。他穿了一件半旧的素色长衫，袖口磨得有些起毛了，手里拿着那本盖着县学封皮的书，从侧门进的讲堂。没有随从，没有护卫。只有一个在街对面茶楼二层靠窗坐着喝茶的便装禁军。坐在杜荷旁边的狄仁杰旁边。狄仁杰把自己的笔记往左挪了半寸，给他腾了块桌面。
    杜荷今天讲的是‘史记·货殖列传’最后一篇。他讲的不是原文，是他自己写的商税报告。他把报告的第一页投影在黑板上，不是真的投影，是用炭条把核心数据抄上去。长安四门过去三个月的商税漏报额逐月下降。一月份漏报四万贯，二月份降到两万八千贯，三月上旬预估不到八千贯。
    “这个趋势说明了什么？”杜荷转过身看着下面的学生。
    一个学生举手：“商税清核司查得严了。”
    “查得严只是一方面。另一方面是四门监不敢再漏报了。因为现在他们每报一次数字，商税清核司就有另一套数据可以比对。两套数据如果不一致，查的不是商户，是门监自己。”
    狄仁杰低头在笔记上写了一行字。李治侧过头看了一眼他的笔记。然后翻到自己笔记本的空白页，用同样的格式写了一行字：数据比对产生威慑，威慑改变行为，行为改变数字。
    课后狄仁杰追到杜荷面前问了一个问题。李治站在后面两步远的地方，没有走过来，但也没有走开。
    “先生，度支司的墙还在。商税直报条例绕过了度支司，但度支司的核算职能没有变。以后所有商税最终入库还是要经过度支司。如果他们在入库之前做最后一道手脚怎么办？”
    “最后一道手脚改不了三个数据源。四门监的原始数据，太府寺的核验数据，商税清核司的比对数据，三套数据如果都显示同一个入库额，而度支司的实际入库额比这三套数据少了，那少的那个差额就是最后一次被截的。这个差额会直接出现在商税清核司的下一期报告上。李世民会看见。他看见了，度支司的人就藏不住了。”
    狄仁杰记完了，合上笔记。李治从后面走了上来。他看着杜荷，行了一个学生的礼。
    “杜先生。学生有一事不明。商税的事学生听懂了，但度支司的人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去截最后一道？前面已经有两道被查了，他们不会觉得最后一道也不安全吗？”
    “因为他们不是一个人在截。是一整条链上的人都要分这一份钱。前面的人拿了钱，后面的人如果不拿，前面的人就变成了唯一被抓住的。他们不是贪，是在互相保命。”
    李治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点了点头。他转身往讲堂外面走。走到门口的时候回过头说了一句话。
    “先生，下次你讲度支司的时候，我也来。”
    他走了。没有随从跟着。自己一个人沿着县学后面的小巷子往宫城的方向走。狄仁杰站在讲堂门口看着他的背影。
    “先生，晋王走路的方式跟他父皇一点都不像。”
    “怎么不像？”
    “陛下走路的时候每一步都是踩实了才迈下一步。晋王走路的时候，每一步都像是试探。踩上去，先看地有没有塌，再迈下一步。”
    杜荷没有接这句话。他想起了一年前在太庙外面站着的那个少年，每天都来，每天上香。他走路的方式不是天生的，是在一个六岁就看着奶娘被毒死的宫廷里一步一步学会的。踩上去先看地有没有塌，再迈下一步。如果地塌了呢？那就换一条路走。
    二月末，商税直报条例的试行数据第一次汇总到了杜荷手上。郑仁泰把户部的入库数据传过来，王元轨把右藏署的核验数据传过来，卢照邻把四门巡录传过来，陆元规把西市商人的反馈传过来，狄仁杰把县学学生做的手工分析传过来。五条线，五种格式。杜荷在公主府的书房里把五套数据摊在桌上，用杜如晦的核算框架把它们统一成一份报告。
    报告上只有一页纸。纸上画了一张简单的图：商税数据从四门流向国库的四条通道。每一条通道上的漏口位置用红圈标了出来。四门监的漏口已经被堵上了九成，太府寺的漏口被堵了六成，度支司的漏口还没有被碰到，但压力正在往那边传导。图上最后一行的结论只有八个字：渠未全通，水已见涨。
    他把报告封好，在封口上盖了城阳的私印，送到太极宫。
    三月，李世民做了一件事。他把李治的名字写进了每季度例行的军国要务议事名单里。不是任何具体的职位，只是“旁听”。跟年初那道诏书上的“观政习事”一样不温不火。但这一次的旁听不再是站旁边看。是坐在下首，听大臣们讨论军政大事。可以提问，可以发言。不参与决策，但每一个字都能听见。李治第一次坐在那张椅子上，他的大哥曾经坐了十六年的那张椅子旁边的一张更小的椅子。
    长孙无忌站在文官班首。他看见了李治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但杜荷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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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九章 又算对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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